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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是那些残余的后金巴牙喇，慌不择路之下窜入大明的疆界，蒙古人或许也要一直跟踪追击的。
到最后，后金巴牙喇可能就剩下百十人甚至更少，可蒙古人却差不多要十倍于他们，因此若是与大明边军发生冲突的话，也是以蒙古人为主……可若有博尔特跟随，就可以与大明边军预先进行一些解释——蒙古人并非有意入侵大明疆界，而是为了彻底消灭后金巴牙喇。
林丹汗只知道大明王朝皇帝陛下要他们将关外的后金巴牙喇消灭，可不知道这只是整个棋盘的一部分，因此就更不知道孙传庭已经带人在边关严阵以待了。
博尔特虽然多少知道一些皇帝陛下的整体思路，可更具体的安排他却不得而知。况且即便他知道了某些具体的行动方案，可没有皇帝陛下的明确指示，他是一点儿也不会、更不敢透露的。
除此之外，为了便于此后的联络，林丹汗又派了一名助手乌尔法，陪同博尔特一起前往。
更为重要，更为紧迫的是，林丹汗要博尔特赶紧给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带去一句话：察哈尔蒙古林丹汗，已经按照约定将关外的后金巴牙喇彻底消灭。
这是当初双方约定的属于察哈尔蒙古的义务，那么现在他们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，有你们的博尔特亲眼所见，不是我林丹汗虚词诓骗，那么，接下来，是不是该大明要兑现当初的承诺了！
这后一种心思，才是林丹汗最需要向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所转达的。
没办法，现在的蒙古人是太需要物资了，渴望的程度，可以用大旱之望云霓来形容。
博尔特倒是完全明白林丹汗的后一种意思。
而且，当初他只是来传递皇帝陛下的旨意、而林丹汗却非要他留在蒙古，直到看着“察哈尔蒙古如何收拾掉后金巴牙喇”，博尔特就明白林丹汗是要自己为他做个见证，省的到时因为一些细节问题，双方再出现什么扯皮的现象。
按理说，林丹汗不该这样揣测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，因为此前给予察哈尔蒙古的援助，基本上都是在没有任何代价的前提下，无偿的资助。
说实话，即便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没有许诺什么，因为之前欠下的人情，此次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也会竭尽所能，将窜至关外的那些后金巴牙喇予以彻底打击的。
但是，不是有过承诺吗！既然有过承诺，就不能不让林丹汗惦记不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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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尔特只是将察哈尔蒙古与后金巴牙喇的交战经过，讲述给孙传庭，至于皇帝陛下对于林丹汗的承诺，孙传庭应该并不知情，因此他自然没有对其言说的必要。
“将残存于关外的后金巴牙喇收拾干净之后，察哈尔蒙古人会撤离边境。”得到了最关心的这个讯息，孙传庭大放其心。
博尔特与孙传庭解释清楚之后，就与林丹汗的助手乌尔法一起继续前行。他们要去向皇帝陛下汇报，同时乌尔法也要完成林丹汗的所托，请大明王朝皇帝陛下示下，何时、以及如何兑现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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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当此时也，皇帝陛下却在八名侍卫的护卫下，早已经离开了隆兴通商队，转赴陕西，要去与徐光启汇合了。
因为皇帝陛下及早从惩处阉党的漩涡中抽身，因此朝廷介入陕西赈灾事宜就足够早，而且在朝廷介入之后，各种赈灾措施得力，尤其是近千名由京城派出的锦衣卫的监督，才确保了朝廷注入的财力物力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使用，发挥出的效力也是基本达到了最大化。
若是没有这近千名的锦衣卫，没有他们严厉监督着赈灾措施的实施，和朝廷投入财力物力的各种支用，根本无法保证朝廷有限的财富，不被各级贪官污吏无限的贪欲所吞噬。
这是第一个关键所在。
第二个关键所在，就是红薯的大面积的种植和收获。
到了红薯的收获季节，那一颗颗硕大的果实，那甘甜可口、脆生生的口感，既填饱着人们的肚子，也滋润了甜蜜的心田，整个三秦大地似乎为之大大地舒了一口气——终于熬过来了！
能够熬过来，徐光启实在居功至伟。他以老迈之躯，为赈灾殚精竭虑、日夜操劳，若不是实在找不到能够分担之人，皇帝陛下也真的不忍心让一个古稀之人如此操劳。
陕西赈灾事了，皇帝陛下就不打算再给老臣徐光启安排什么繁杂的事务了。
为了表示大明的敬意，皇帝陛下从山西转赴陕西，与老臣徐光启见上一面，一方面是对赈灾之事做一下总结，另一方面，皇帝陛下还有一件大事，要与老臣徐光启商量。
这件大事一旦展开，恐怕又要大肆忙碌起来，所谓的优待老臣，也恐怕要成为泡影。
一想到这些，皇帝陛下就不禁要大摇其头，没办法，不管什么时代，人才都是稀缺资源。不过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，反应出皇帝陛下要办的那件大事是多么的紧迫。
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，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泰西，也主要是以“神学”为主体，可到底在那一片土地上已经不是多么新鲜的事务了。但是，在大明，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而且很可能会招致众口一词的诋毁。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在近两千年之前，华夏就有一种相当的形式——太学。
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。太学之名始于西周。夏、商、周，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，在夏为东序，在商为右学，周代的大学名为上庠，在洛邑王城西郊。
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。
西汉早期，黄老之学盛行，只有私家教学，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。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，采纳董仲舒“天人三策”，以及“愿陛下兴太学，置明师，以养天下之士”的建议，始在长安建立太学。
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，置博士弟子五十名。从武帝到新莽，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。王莽时期，太学人数几达万人，规模可谓一时无两。但是，王莽的目的，显然是为了他的“新朝”，而与真正的“做学问”毫无关系。
太学中，一般要开设讲解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尔雅》等的课程。